今年是全球金融海嘯屆滿10周年。在金融海嘯肆虐期間，各國以強烈寬鬆的貨幣政策救經濟，雖然有效地重振經濟生機，但也留下了許多地區股價與房價大幅上漲之後果，令世人憂心資產泡沫是否再起，進而衍生出銀行危機。
台灣的房價在前幾年也曾飆漲，是否也潛藏銀行危機？此一問題值得討論。
＠資金過剩與金融性信用擴張衍生資產泡沫與銀行危機
總體經濟理論以及各國的實例告誡世人：「過多的貨幣追逐有限的物品或資產，必然導致物品價格或是資產價格上揚」，意即貨幣供給成長過速、資金過多，必然會使消費者物價或資產價格二者中的至少一項上升。一位英國經濟學者Richard Werner曾進而提出一套信用數量說的說法，指出若信用擴張速度長期超過名目GDP，或是供非生產性、與GDP之產出無密切關係的資產交易與金融性交易使用的信用（以下簡稱為金融性信用）占總授信的比率太高，即會產生資產泡沫，進而在泡沫破滅後爆發銀行危機。他以愛爾蘭、西班牙、葡萄牙與希臘等歐債危機四國，以及日本1980年代的實際資料與經驗，印證了他的理論。
對台灣自1980年代以來的經驗進行檢視。以貨幣機構（不含中央銀行）總放款、短期票券市場發行餘額與債券市場發行餘額三者之和，作為國內總授信之衡量。此一總授信占名目GDP比率的變化，如圖1所示。此圖清楚顯示此一比率在1986～1994及2002～2012兩段期間快速上揚，隱含在該期間總授信成長率超過名目GDP成長率。而此一比率的快速上揚，為台灣的股市與房地產營造了飆漲的溫床，其後果具體顯現在1986～90的股市與房地產泡沫，以及2009～2015的房價飆漲（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區）。
＠台灣目前的疑慮
台灣的房價在快速上漲數年之後，自2015年起陷入盤整下修，但是大台北都會區的房價以及房價所得比依然偏高。依內政部公布的最新統計，2018年第1季的全國房價所得比為9.08倍，台北市則高達15.0倍。此外，以下三項數據引人憂心：台灣的銀行是否可能因不動產授信過多，而潛藏銀行危機？
1.圖1顯示台灣的總授信占GDP比率，在2017年已達214％，此一比率在國際間屬於偏高水準。又對比日本的Credit/GDP比率（指所有部門對民間非金融部門之總授信占GDP比率）在1989年超過200，即導致資產泡沫破滅，以及美國的Credit/GDP比率於2007年接近170，即引爆次級房貸風暴，台灣的此一比率值得警惕。
2.不動產放款屬Werner所謂金融性信用之範疇，其占總授信比重過高易導致資產泡沫與銀行危機。而台灣的銀行不動產放款占總放款之比重，如表1所示自2013年起逐漸上升，2017年已達47.36％；此不僅有助長房價上揚的作用，而且也潛藏著銀行的放款風險過於集中的風險。
3.中央銀行之金融穩定報告刊載，全體金融機構新承做購置住宅貸款的平均貸放成數（簡稱新房貸成數）自2016年3月央行放寬房貸信用管制後，即緩步上升，在2017年底已高逾71％。
以上三點顯示台灣的總授信占GDP比率、銀行的不動產放款比重，以及新房貸之成數，三者都是偏高的。若是房地產價格受到國內外因素的不利影響，持續下探，或房貸戶的還本付息能力下降，抑或國內利率反轉上升（此為目前幾乎可確定之未來調整方向），難保銀行不動產放款之壞帳不會快速增加，引發國內的銀行危機。
＠宜有的因應
台灣的總授信占GDP比率偏高，主管機關對此現象應有所警惕。又銀行的不動產放款占比偏高，而且新房貸成數超過七成，顯示銀行的放款與風險過於集中在不動產業，央行與金管會對此二比率較高的銀行應提出警訊，進而予以節制。此外，「房地產只會漲，不會跌」的神話已逐漸被打破；在台北都會區之房價偏高的情況下，政府也宜提醒購屋者房價下跌與利率上調的風險。
又，銀行偏重於不動產放款，應該也是身處國內的不利經營環境，所做出的無奈選擇。台灣的儲蓄率一向極高，國人又習於將大部分儲蓄以存款方式保有，故整個銀行體系存款充斥。然而，由於國內投資環境惡化，民間投資意願不振，以致生產性、實質投資之放款需求疲弱。銀行在欠缺實質投資性放款需求之情況下，只好將過剩的存款資金，或所謂的濫頭寸，退而求其次地用於不動產放款。因此，銀行的不動產放款占比高，主要應是國內資金充沛，但是民間投資意願低落的結果，不能全歸咎於銀行。
欲降低銀行的不動產放款比率，治本之策應在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，以提高民間投資意願，進而提升對銀行的實質投資放款需求。此一治本之策除了有助於國內諸多經濟問題之解決，對降低銀行的不動產放款比重、防止房市泡沫與銀行危機亦有助益？
然而改善國內投資環境，障礙極多；另一個較簡單易行、且可收立竿見影之效的因應策略，為縮減銀行的過剩資金。其具體作法一為中央銀行加強沖銷，以擴大發行長天期定期存單等方法，收回銀行的過剩資金。此作法可紓解銀行為消化濫頭寸，而不得不承做不動產放款等高風險性放款之壓力。另一作法為容許國內無適當投資去處的過剩游資適度外流，對外進行直接或金融性投資。此作法不僅可消化社會上的過剩資金，緩和房價上漲壓力，還可收到賺取海外較高的投資報酬率之好處。此外，適度的資金外流，對長年來鉅幅經常帳順差所帶來的新台幣升值壓力，也可產生紓解的作用。